其例外主要有：一是虽仅以内部文件程序通过，甚至不对社会公开发布，但实质上触及监察相对人权利义务（例如，涉及留置裁量标准、监察受案范围等事项的内部规程）。
建议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先依决定履行完整法定程序，并由相应机关及时开展审查工作。从目前来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有权就监察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尚存疑虑，但不妨碍做此假设。
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职权，其可以主动审查，也可以被动审查。应当认为，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之设定初衷，是为了防止不适当规定公民权利义务、僭越国家机关的权限分工的各类文件出台，并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法律秩序统一。{5}李红勃教授认为在现实情况中，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以及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是一种宏观监督，基于机构、人力、专业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却非常有限。2.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意见相较于上级监察委员会审查意见应当具有优位效力，即若二者相左，应遵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意见。由于国家监察体制运行的时间尚属有限，国家监察权运行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待深入探讨，因此，为促成国家监察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功能优化的原则，厘清监察委独立行使职权与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这是监察理论研究中需要持续努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是有利于从中央至地方统筹谋划，通过统一的监察法规范体系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制。由于《国家监察法》规定的范围过窄，考虑到监察机关与纪检机关合署办公以及最高领导同属一人的情况,监察机关的人事监督可以考虑纳入到纪检机关人事监督体系下，以组织纪律加以严格要求，配合人大对监察机关领导人的监督，形成较为全面的人事监督体系。Vgl Friedhelm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6. Aufl., 2005, S. 31. [133] 参见[意]Giampaolo Rossi：《行政法原理》，李修琼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第272页以下。
在17世纪以前的学说发展中，在《学说汇纂》第一卷中频繁出现的imperium被选中作为核心概念，它在当时的公法学理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Chapitre 3.1. [144] See Richard Stewart,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8, No. 8 (Jun., 1975), p. 1677. [145] 机制设计理论本质上是博弈论的逆向展开，即设定博弈的理想均衡目标和参与者结构，倒推博弈的初始条件设置。在此，应当根据法律授权中包含的权力作用类型与作用程度，对权力概念进行解剖式的细分，区别出不同层次与程度的权力，将现代公法中的权力内容依据其判断、确认、评价、宣示、传播等作用的范围及程度归类整理，在梳理多维权力概念的基础上，与公法上的权利及请求权体系共同建构新的法锁，形成能够连接整个公法学基础概念的理论版图，并为整理更为深入、精致的公法法律关系提供原则性的指引。政治权力来自于自然权力的联合，完成了祛魅的过程，它的有无和大小已经可计算、可衡量，它可以基于意志进行转移和集中，可以从理论上推论集中的程度及其运行的边界。
这是英国法家所共同主张的基本原理。小（parvum），可以决定公民权利的剥夺。
相对于广义权利（Berechtigung）中由权利（Recht）、权能（Befugnis）、权限（Zust#228;ndigkeit）、取得期待（Erwerbsaussichten）等概念组成的多层复杂结构，[129]权力概念的法理层次较为单薄，也没有一个被正式承认的广义权力概念将主权、治权、权力、职权等包含有权力属性的概念整合到一起。第三，根据权力概念的内在基础与法理构造，形成公权力自身的品质要求。除非一项power在制定法上被赋予一定程度的right的属性，那也是针对不同的主体与事项，实质上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就它自身表达权力现象的作用而言，它曾与auctoritas并列为政治学说的基础概念之一，auctoritas是不实际行使的权力，而potestas是可以实际行使的权力，由此衍生出王权与政权（il Regno e il Governo，或译王国与政府）这两个相互合作而统治世界的原则。
[140] 德国公法曾将某些具有内部管理色彩的社会关系视为特别权力关系而非法律关系，排除司法审查。在法学的知识体系内部，纯粹科学和形式化的努力也在发生：学者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国家、行为、法人等一系列基础概念所作的努力，尽管也没有从经验科学的路线出发，也构筑了繁复而精巧的体系，但这一系列概念分析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权力概念。（2）《利维坦》中使用的potentia，在英文版一般对应单独使用的power，主要是指事实上或物理上的power，特指各人所拥有的自然力量或权势（natural power）。[71]从更现代的视角看，按照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理解，potestas指中心化的、间接的、先验的支配性能力，而potentia则指局部的、直接、实际的构造性能力。
霍布斯给权力赋予的获取未来好处的现有手段的内涵完全可以承担此种角色：权力的所有运用是基于优势获得好处的行为，而其宣称放弃（renounce）、转让（transfer）、托付（confer）、授予（authorise）等则是为了某种好处（例如自我保全）而向共同体让渡与集中个体优势的行为，通过权利或权力的变动形成了它的衍生结构。我们可以说某些限定条件下的potestas就是ius（例如前文的potestas licite utendi）、ius里包含有各种potestas，但却很难说某些条件下的power是right、right内包含有各种powers。
在美国，由于建国较晚，立法权、执行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在建国伊始就在制宪中成为正统的权力分类，直到舶来的行政权概念冲击公法学界，出现了至今争辩不息的议题。在19世纪初，有关人本身的思考主体性哲学高歌猛进，自由意志在近代法哲学中取得了如同基石的地位，在这场对人本身的反思中，法律人格、权利能力以及主观权利的整套理论被从主体性观念的内部建构起来，这一切为权利概念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衰落及重要性理论兴起的复杂变化，参见湛中乐：《再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7辑（2009），第35-38页。Imperium体系延续了罗马法中的一次性权力转移观念，将统治权的来源一劳永逸地追随到最初人们向统治者一次让性渡potestas的行为，[52]但这一主张没有充分解释几个关键的理论问题：（1）学者们按照最初的《霍尔滕西法》（Lex Hortensia，公元前287年制定）进行解释，人们将全部的potestas和imperium让渡给统治者，[53]但在让渡之前，人们自己的potestas和imperium何以存在？它们又从何而来、呈何关系？（2）为什么这一次让渡可以自动形成永久性的、代代相传的imperium？（3）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imperium是否能从最初那个由让渡形成的imperium一路衍生而来、一直传递到最末端的公职人员？（4）此种让渡在法理上的有效性如何？人们基于什么而让渡，统治者给予的对价是什么？能否构成有效的约定？对于imperium-iurisdictio体系，还需要追问：（5）既然人们让渡了全部potestas与imperium而形成统治者的imperium，抽离imperium的iurisdictio又从何而来？对于这些问题，旧体系或许可以勉强给予答案，但旧体系给出的答案未必能满足资产阶级革命及近代民主政制建设的需要。此后几年间，随着革命的爆发与政局的变化，亨利·爱雷顿（Henry Ireton）、查尔斯·达利森（Charles Dallison）、约翰·萨德勒（John Sadler）等学者纷纷提出分权主张，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分权制度的大讨论。[142] Id, p. 1759. [143] 在近代契约论者中，维多利亚、普芬道夫支持双重契约，即所有人先缔约组成共同体，共同体再与政府缔约，形成具有正当性的政府权力。[164]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它需要恪守的基础价值包括负责性、持正性（integrity）、可靠性等，这些价值又细分为诸多子价值，参见曹鎏：《美国专门问责机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31页。[1]公众参与和治理的兴起引起了治理权力的分散和重构。
[159] 参见王和雄：《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三民书局1994年版，台北：第59页。不仅如此，imperium-iurisdictio体系的论证带有浓厚的学院气质，它建立在注释与评论罗马法的学理基础上，无法预见尚未到来的现代社会中权力结构随着大量制定法的不断变动而频繁调整、变化的情况，对此,传统理论的小修小补无济于事。
[40]Potentia对potestas的补充，最主要的作用是将potestas抽离纯粹的法理作用层面，而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完整地描述一种支配现象的概念。[103]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
由此，新的power概念就连通了三大领域：从自然的个体力量或权势，到缔约后形成的共同体的主权，再到每一种具体形态的权力，已经完全打通现代公法理论框架中的主要模块。（一）potestas在法学中的演变 在古代公法中，权力概念的前身之一potestas已经被使用，但却并不作为一种支撑公法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
像前文那样将potestas置于ius中进行思考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法实证性地独立进行权力系统的建构。这一概念在罗马帝国时期就能够贯通公私法、广泛刻画各种具体支配关系，为其日后演化为现代的权力概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35]Merum imperium在公法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其六个层次依次为：最大（maximum），专属于王、元老院和执政官，可以制定普遍性的法律。[77] Vgl 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Duncker Humblot, 2003, S. 183. [78] Ebd., S. 184. [79] 洛克《政府论》中的property含义较为宽广，包括了lives（生命）、liberties（自由）和estates（财富），see John Locke, Two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I, 123. [80] Id, II, 2-3. [81] Id, II, 4. [82] Id, II, 7. [83] Id, II, 8. [84] Id, II, 13. [85] Id, II, 11. [86] Id, II, 128. [87] Id, II, 171. [88] Id, II, 87. [89] Id, II, 127. [90] Id, II, 88. [91] Id, II, 129. [92] Id, II, 130. [93] Id, II, 58. [94] Id, II, 145. [95] Id, II, 95. [96] Id, II, 96. [97] Id, II, 199. [98] Id, II, 11. [99] Id, II, 120. [100] Id, II, 25. [101] Id, II, 174. [102] Id, II, 4. [103] Id, II, 16-19, and see R. Tuck, Power and Author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7, No. 1 (Mar., 1974), p. 57. [104] See John Locke, Two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I, 126. [105] Id, 88, 96, 130, 131. [106] Id, 96. [107] Id, 88, 130. 131. [108] Id, II, 3. [109] See Jason Varuhas, The Reformation of English Administrative law? ‘Rights, Rhetoric and Reality,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 72, No. 2, (2013), pp. 369-413. [110] 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78页以下。
[168]如果将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公权力内部，就将看到更为复杂的公法法律关系谱系。采取此种思路认知权力现象的社会学在19世纪才兴起。
甚大（maius），可以判处死刑或丧失群体成员。[80]基于这一点，洛克展开了他的政治哲学结构，在其中，所有旧体系中的概念都得到了重新的安置，它们在原初状态和政治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定位。
宪法以下的各种法律规范通常进行具体授权并规定权力行使的前提、范围、方式、程序等内容。与right相冲突的power是应被否定的。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它和治权（imperium）、威权（auctoritatem）、支配（potestatem）、主权（maiestatem）[13]等概念被并列使用。对立法机关随意配置权力的限制来自于宪法，并且越来越多地是来自于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152] [德]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等译，载[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它的停滞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74]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在17世纪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并不鲜见。其次，洛克在权力与强力之间进行划分，也相似于potestas与potentia的分野，洛克一方面制造了（不正当的）强力与（正当的）权力的对立，[104]另一方面又将个人的强力作为执行权运行之必要辅助部分，[105]从而在权力的相关外部结构中将强力安置下来。
Aptitudo即为potentia，它与分配正义相关，只是一种应得（#940;ξ#943;α#962;），还没有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权。尤为重要的是，如果对于丰富多样的社会公权力还沿用基于社会契约论的政府三权框架去分析，[128]将很可能构成权力认知的过度同构化，难以准确认识和把握各种社会权力的真正特性及其规范方法。
德国学者称这样的法律效果为基本权的扩散作用。尽管如此，potestas仍然不能被当作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权力概念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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